两德关系并非是兼具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双重特征，而应该就是国际法上纯粹的国与国的关系。

但是，这种省级人大常委会批准程序的性质和权力边界依然不够清晰，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都有不同的认识和理解。聊城大学法学院院长助理，副教授，法学硕士研究生导师。

2.明确界定地方立法的权限范围。[47]应对承接普惠式限量下放的地方立法权所带来的矛盾、风险和挑战，也要坚持战略思维，注重从四个全面的政治高度和宏观视角观察分析、科学处理。[9]因此，将地方立法权从较大的市扩展到所有设区的市的放权尝试，不仅反映了区域治理实践的历史足迹，也见证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探索过程，开启了地方立法进程的全新时代。3.地方立法的权限范围界定。面对一体化与碎片化之间的矛盾，我们必须从系统论的观点出发，树立依法治国的全局观念和战略思维，在整体推进的基础上处理好法治中国与法治地方的关系，在保持法治统一的前提下实行地方法制的具体化，实现法治体系及其运行机制的一体化与碎片化之间的动态平衡。

法条中的的城乡管理除了包括对市容、市政等事项的管理，也包括对城乡人员、组织的服务和管理以及对行政管理事项的规范等。首先，地方立法权限量下放基于区域治理格局复杂样态的历史性反思。[31]张千帆主编：《宪法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432页。

但张千帆教授的观点并不完全是脱离规范性的，因为他还是强调以更高的宪法价值作为判断标准。[44]事实上，这种精神与通过契约论建立起来的民主宪法相矛盾，因为宪法是一种立基于原始契约精神和原则之上的工程，它不可避免地将某种正义价值输入其中，并主张严格的宪法控制。作深入分析者，可参见林来梵：《规范宪法的条件和宪法规范的变动》，载《法学研究》1999年第2期。但地方自治团体享有的权力可否按照同样的逻辑进行推演，理论上的争议很多。

只不过要考虑它针对什么问题、适用哪些情形、有何限制条件？《立法法》修改推动地方立法权扩张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视角，即通过民主的途径来阐明民主宪法（宪法权力制度）的不确定性，从而让宪法在具体问题上变得清晰、明确和有效，宪法本身也得到发展。[37]良性违宪在理论界产生了许多争论，至今仍然是中国宪法学诸多理论的思考起点。

法制统一的重要内涵是国家所有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能够形成一个效力等级体系，并且其不会自相矛盾。[27]翟国强：《中国宪法实施的双轨制》，载《法学研究》2014年第3期。基层自治一向被视为民主的基础，并且由来已久。[24]这种差别与英国不存在成文宪法和司法审查制度有很大关系。

他也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良性违宪之标准的反思和超越。甚至自治本身就演化为一种民主制度。这种由政治主体推动的实现宪法效力的方式，在英美宪法理论上就是被视为与司法宪政主义相对的政治宪法或政治宪政主义（political constitution/political constitutionalism）。[45]这个说法并不牵强，因为将反定型化运用于中国宪法还有其特定的背景，即宪法制定时所依据的社会条件恰恰是改革开放，八二宪法也被称为改革宪法。

因此，它必须要经过另一个机制或者标准加以确认或者认可。而且，作为一种由立法者阐释宪法内涵并发展宪法的表现，证成它的合宪性也可以表明此种宪法发展模式的积极意义。

最后，地方立法权扩张本身就是一种实验的表现。所谓语义宪法，是指宪法只具有名义上的地位，往往是政客们宣传的工具而全无实际作用。

自治的核心特征是人民的自我管理，[11]它需要借助一定的载体，即地方政权机构（大陆法理论称为地方公法人自治团体或自治团体）。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也可以根据其自身所有的权力，通过政治过程，改变地方立法权之结果。[31] 尽管我国是单一制国家，但并不妨碍地方政府按照民主机制享有和行使权力。简言之，中国实质的宪法体制的特点是，制宪权代表常在，和宪定权同在，并凌驾于宪定权之上。从内容上看，地方立法所关注的问题也不同于中央立法，无论是在适用对象还是在利益表达层面，地方立法都是针对地方居民和地方事务的。而且，现代宪法往往含有大量的目的或政策条款，这些条款难以被纳入严格的宪法规则的范畴，势必须重新解读。

授予了立法权，可以调动它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这个过程体现了政治宪政主义的精神。

所谓名义宪法，是指宪法规范体系完备，但宪法效力却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或者宪法施行程度很低。在规范意义上，地方立法权扩张在民主基础上扩大了地方自治。

[46]那么如何进行改革呢？经常被引用的就是邓小平的谈话，这也被认为是贯彻进了八二宪法的精神之中。例如美国联邦宪法只规定了总统可以任命官员，却没有规定这些官员除弹劾外的去职方式，最后议会通过立法确认了总统的单方免职权，这被视为一个典型且成功的宪法建造。

[4]考虑到《立法法》在法治建设中的作用，尽管学者对其或有批评，[5]担总体上肯定该法的积极作用。[29]基层民主与本文要阐释的设区的市的权力行使不尽相同，但它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找寻地方政府的权力来源的依据。这种僭越引起了理论上的很多反思，比如有一种观点就认为该法存在合宪性争议，认为它是良性违宪。《立法法》的修改凸显了这个层次的宪法阐释活动，尽管我们未必使用建造的概念。

这表明中央享有绝对的立法权力，可以渗人地方事务（没有竞合领域和保留领域），也说明中央和地方关系呈现比较严格的单一制结构。质言之，地方实验的展开也需一定的民主基础和正当性，地方立法正是提供它们的重要途径。

[17]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面对宪法的模糊性或者空白，或者其他需要进一步说明的问题，不同政治主体如何发挥作用，从而让宪法效力在实践中得到展现。张千帆教授在接受采访时也有论及。

[28]他敏锐地察觉到乡镇组织之于任何政治体的必需，并且它们是自由人民的力量之所在。只不过，它是由立法者通过政治过程的方式加以完成。

在我国台湾地区的学者论述中，有将地方自治与地方行政、地方制度、地方政府视作同一概念，它们均系译自local self-government或local autonomy，只不过地方自治这个概念为日本所用并传至中国，因而被广为接受。参见薄庆玖：《地方政府与自治》，（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57页。这样也基本符合因授权而进行的立法的内容和功能特点。建造经常发生在宪法规范存在解释无法涵盖的不确定性和无法提供明确指引的情形，并且往往是由非司法的政治主体推动。

由此可见，地方立法权扩张对于中国宪法学来说，是一个重要且典型的例证。[3]周永坤：《法治视角下的立法法—立法法若干不足之评析》，载《法学评论》2001年第3期。

扩张地方立法权是政治主体基于某种政治利益和目标的举措，在没有违反宪法的前提下发展了宪法。不妨从地方（设区的市）为什么要进行立法开始分析。

49个较大的市也享有相应的立法权。这种由立法者阐明宪法内涵的方式表明宪法可以通过民主机制发挥效力。